历史文化 ·解放之路⑧

坚持群众路线建立红色政权

郑玉森

　　1945年8月10日，我正在离赤城县城10里的黄土岭村开会，和村干部们研究秋收和税收问题，商议如何做到快收、快藏，防止敌人抢粮。这时突然有个交通员给我送来了郎宝信的亲笔信，通知我火速到里界墙村有要事相商，我星夜兼程于次日晨见到郎宝信。他说:“9号晚收到万分火急的电报，是新华社发布的新闻，苏联8月8日对日宣战，50万苏联红军已进入东北。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《对日寇的最后一战》声明，号召全国人民举行大反攻。”他又说:“中共平北地委察北地分委(1945年9月正式改为察北地委)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，已决定组建宝源县(宝昌、沽源)，我任县委书记。县委要到坝上接管宝源县，马上就要出发，你是愿意跟县委到宝源还是继续留在本地。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跟县委走。”县委紧急召开了军民抗日动员大会，并告知与会人员，自己解决马匹，但向老乡借马一定要打借条、立字据，保证如期偿还。我向村边一位老乡借了马，但没有马鞍子，只好借了一条麻袋，我告诉他一定要保存好借条。中午，郎宝信率县委机关干部、警卫队及部分区、村干部向坝上进发。

　　行军60里到达西辛营。老百姓听说是北上前线打日本收复宝昌，便纷纷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，有的还主动给我们当向导。第二天，又走了60里，到了内蒙古的一个牧场,牧场主穆金嘎出远门不在家,大管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他说我们主人曾到过坝下抗日根据地见到过八路军，受到抗日教育。牧场主说八路军是“正义之师”“仁义之师”。管家今天亲眼见到八路军，感到格外亲切，对郎宝信非常敬佩。听说我们要去收复宝昌，自荐到宝昌去说服伪军无条件投降。郎宝信同意了他的建议和要求，于8月13日由管家带路向宝昌进军。

　　接管伪大乡，组建新政权

　　下午到达距离县城30里的张春围子伪乡公所的驻地(后来成了宝源县六区区公所所在地)。伪乡公所一片狼藉，敌伪人员早已逃跑。安排好住宿后，郎书记宣布说:“从现在起，由郑玉森等四人组成张春围子区领导班子，留在这里开展工作。”郑玉森为区委负责人主持工作，王玉明代区长、宋俊任武委会主任、温占魁任民政助理员、王天华(原松鼠堡村武委会主任)跟随郑玉森做勤务和保卫工作。

　　1945年8月15日，开始接收伪乡公所，准备建党建政工作。大家认为察北地区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长达10年(有的县长达12年之久)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我们的群众基础较差。再者日寇投降，敌伪政权垮台是在顷刻之间，张春围子的很多老百姓可能听说过八路军，但没有真正接触过八路军，对我们了解甚少，因而持观望态度。我们要以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来树立自己的形象，主动接近群众，向他们宣传我们的政策，拉近和老百姓的距离。通过我们的宣传、教育和实际行动，让群众逐步了解认识我们。对于敌伪人员，我们张贴布告，要他们限期到区政府报到，交代过去的所作所为，根据表现和群众反映的情况，分别进行教育、改造或批判，责令他们不准外出，在家等候安排处理。对群众反映好的，本人愿意配合我们工作的，我方可以观察留用。有个姓王的助理员，山东人，在伪乡公所当差多年，家人住在张春围子里，他熟悉当地情况，为人老实，没有什么劣迹，群众反映较好，我们就予以留用。他深受感动，积极向我们介绍情况，对我们顺利开展建政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　　我们收回6匹马，解决了在茫茫大草原上开展工作急需交通工具的问题。我骑了1匹孤蹄黄走马，此马性烈，听说曾摔死过人。开始我有点胆怯，老乡们告诉我马通人性，你只要多接近它、善待它，与其建立感情，磨合一段时间,就会好的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带着王助理和王天华去武家围子村的半路上，遇到了个三岔路口，王助理说不清该走哪条路，正好迎面来了个骑牛的中年男子，手里拿根棍子，牛跑得很快，跑到我们跟前。我向他打听去武家围子怎么走，他突然把棍子一扔，跳下牛背，把我的马吓得突然前蹄腾空而起，因我毫无防备，从马背上重重地摔了下来。一看他莫名其妙地跪在地上给我磕头，我的气就消了，赶紧将他扶起，说:“我向你问路，你为什么从牛背上跳下来?”他说:“不敢在牛背上回你的话”。我感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恐惧心理，主动握住他的手说:“我们是八路军，是人民的军队，咱们都是穷苦人，是一家人。我摔下马不全怪你，与我不小心和骑术不高有关。”他很受感动，“要是以前遇上日伪军不下马回话，他们会打死我的。”我告诉他:“在根据地不会有这种事情了。”这件事虽小，但我深深体会到群众路线是多么重要。他详细告诉了去武家围子的路。

　　晚上，我们在武家围子召开群众大会，郑重宣布:我们抗日胜利了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日伪政权垮台了，从此人民当家作主人了。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政府，各村都要建立民主政权。我正讲话，忽然间跑来一个人，他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。我正纳闷，突然想起来了，此人正是那位骑牛的男子。他对我说:“我就是这村的人,能让我和大家说几句话吗?”我说:“好，你讲吧。”他说:“刚才讲话的这个人是个大好人。”他把上午我们见面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，最后他说:“大家就相信他的话吧，以后咱们就按他说的办。”群众中有人说，你相信他，我们听你的，也相信他。我觉得这后生不错，敢在众人面前讲话，他的话还引起积极的响应，我们就把他选为第一批村干部。后来我们区干部分工到各村去发动群众，宣传党的政策，从群众中物色合适人选为主要联络人，通过他们召集群众开会了解情况，选拔村干部，为下一步建党建政打下初步基础。

　　半个月后回区里互通在各村的工作进展情况。经过讨论总结后向县里汇报。我带着王天华到县城见到郎宝信书记、丁良壁部长。他们听了汇报后，鼓励我们说:“干得不错，辛苦了，你们在县里住两天，看看宝昌县城。”王天华说，城里有个亲戚，想去看看，我们就一块去了。

　　他亲戚的姓名我记不起来了。但他向我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:“你们军队进城那天，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伪警长，端着一把大手枪回家了。后来再没看见他出来，可能还藏在家里。”我当即表扬他:“你反映的情况很好，很重要，你带我们去收枪。”到了伪警长家门口，我没让他进去，我和老王进去了。伪警长看见老王30多岁，穿戴也很整齐，看见我是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子，衣着土里土气，他很客气地和老王打招呼说话，没理我。老王郑重地告诉他说:“这位是我们区政府的领导，他要向你问话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回答并按他说的办。”我把来意说明并讲了我们的政策，要他立即把枪交出来。开始他不承认有枪，我说私藏武器是犯法的，并把他端枪在街上走的时间，端枪的姿态说得一清二楚。他知道有知情人报告了，瞒不过去了，只好把枪交了出来。我一看，是一支头把驳壳枪(驳壳枪分头把、二把、三把)，很好使，把枪安到木盒子头上，能顶一挺小机枪用。还有一幅漂亮的装子弹的武装带。回县委的路上，我心里想把这枪交给郎宝信，换他的那支二把驳壳枪。不巧在县委门口碰上丁良壁部长，他看见我手里的头把驳壳枪，不由分说:“给我吧，把我的三把驳壳枪换给你，你也用不了这么大的枪。”我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，只好换了。丁良壁人高马大倒也很配这支大枪。我换的这支三把驳壳枪一直陪伴我， 到新中国成立后缴了公。

　　回到区里又工作了一个多月，自己感觉有点吃力，因为在县委机关工作时间长，缺少基层工作经验。再加上宝源县是新开辟地区，群众基础差。为此我到县委找了郎书记和丁部长，谈了我的想法。领导理解我的心愿，不久就把我和一区的副书记唐魁武同志对调，我到一区(城关区)当副书记兼组织部长。王德森任区委书记，他比我年长8岁，参加工作早，能力强，有工作经验。我和他一起去县委汇报工作，区的党务工作是我做的，经他一综合，比我讲得精彩多了。我很尊敬他，决心好好向他学习。我和他说了我的工作经历，没经验，一切听他的安排。他怎么干工作，我也跟着怎么干。半年后，他的一套工作方法，我基本都学会了，有时能提出自己的想法、做法。他对我说，“你进步真快，现在让你当一把手，定会是个称职的好书记。”

　　宝源县城关区管辖城内8个街，城外5个农业行政村。我们刚开始进城进村组建新政权时，由于群众对我们不了解，不敢接近我们。所以我们组建第一批村政权时主要是选好 村主任 ，鉴于群众基础差，只能从村里一些有名望的人中产生。如南门外田生旺营子包括南菜园就选地主田生旺当了 村主任 。我们向他讲清， 村主任 的职责就是在区政府的领导下，为广大老百姓办事。他表现积极，服从政府的领导，主动与我们接近，并请示汇报工作，能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，对人的态度也和善，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在建政之初还是比较成功的。在组建第一批村政权的同时，我们积极深入群众，主动接近群众，从中发现好的苗子，进行培养、教育、引导，逐步地培养出了一批共产党员。南菜园的佃农安子孝，22岁，当了支部书记，建立了党支部。经过3个月的过渡，区委研究认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政权，现条件已经成熟，继续让地主当 村主任 是不妥的，决定把田生旺换下来。南菜园的佃农杨春林，40岁，党员，选为 村主任 。同时其他4个村和城里的8个街也陆续建起党支部和村、街政权。党员中的骨干担任支部书记、 村主任 、街长。并组织起群众团体、工会、农会、青年联合会、妇女联合会，由我们培养选拔的人担任负责人。还挑选了一批有文化的年轻人充实到县区干部队伍，这样城关区的建政建党工作就初步完成。

　　执行“五四指示”，顺利完成土改

　　1946年夏，党中央发出了进行土地改革的“五四指示”。“五四指示”明确规定:“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，要通过清算、减租、减息及献地等方法，使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。对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予适当照顾”。当时，我在宝昌城关区任区委书记。按照中央指示，我们团结了一部分比较开明、爱国的地主富农，对我军撤城后的统战工作起到一定作用。尤其是大地主田生旺，在白色恐怖下多次保护营救革命干部，被党和群众所肯定。

　　田生旺是宝昌南门外田生旺营子的大地主。1945年8月15日，中共宝源县委立即着手建立城关区。城关区辖6个街道及南门外的田生旺营子(包括南菜园、马家营子、东门外的东菜园、西南的苗家营子)。由于日本侵略者对这里的群众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奴役，群众基础比较薄弱。开始很多人不敢接近我们。后来田生旺积极靠近我们，并表示拥护共产党的政策。因他表现积极，群众就选他当了田生旺营子的 村主任 。

　　经过反奸复仇斗争，发动了群众，村里的农、青、妇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。同时还成立了民兵、治安组织。经党支部和群众反复协商决定重新选举 村主任 。新入党的杨森林当选为新 村主任 。田生旺营子的大地主主要是田生旺和田生贵兄弟俩。听说要土改了，田生旺哥俩非常害怕，他们已做好被扫地出门的准备。可是我们在工作中严格按政策办，虽没收了他们大部分土地和青苗，动员他们献出部分浮财，如农具、牲、粮食等，分给了无地、少地的农民和菜民。既没有批斗他们，又没有扫地出门。土改后，他们仍住在自己宽敞的大院里。他们看到共产党是讲政策的，十分感激。

　　1946年秋，因战争形势的需要，我们决定撤离宝昌，转入农村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。我和城关区区长王宗文，农会主任李占英到了田生旺家。田生旺客气地把我们迎到屋里，并留我们吃了中午饭。吃饭中我对田生旺说:“今天来有三件事。一是蒋介石 破坏停战协定，向解 放区大举进攻，我们 执行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战略部署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，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， 保存自己，最后夺取城市，彻底打垮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。根据这一原则，我们决定撤出宝昌。第二是我们撤城后，国民党反动派来了，你要保护我们的干部、战士。我们撤城后，仍在城外的农村打游击。如果因你去告密使我们的干部、战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，那你可能也活不好。”田生旺连忙说:“我一定保护村干部。你们共产党是仁义之师，说到做到，我田生旺是个有良心的人呀，请你们只管放心好了。第三，撤城打游击需要骑马，我还没马呢，想骑你那匹小黑走马。田生旺马上答应了。我拿区合作社的一头骡子换了这匹马。

　　11月份，国民党军队进驻宝昌，有个团长正住在田生旺家。国民党反动派回来以后，到处抓捕杀害我们的街、村干部。田生旺营子也不例外。看到国民党回来了，很多地主都神气起来，帮助国民党搜捕革命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，实行反攻倒算。可田生旺没有这样做。他和弟弟田生贵利用同国民党团长的关系，先后从宝昌县国民党反动政府手里要回五个村干部。一天，城关区农会主任李占英的内弟从根据地赶牛车到宝昌办事，住到田生旺家。碰巧，那个国民党团长也去田生旺家串门。田生旺急中生智，谎称此人是田生贵的内弟。骗过敌人后掩护他办完事顺利返回根据地。

　　因为田生旺数次营救革命干部，国民党宝源县政府对他恨之入骨，说他被共产党赤化了。可是碍于国民党团长的面子，也奈何他不得。等国民党军队一走，反动的宝源县政府立即将田生旺抓到县里。因为他保护了村干部，村干部组织发动群众花钱、送礼、求情把田生旺保了出来。这样田生旺和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。

　　像田生旺这样的地主，能在两个阶级大决战时期，不反攻倒算，还保护我们的干部，除了他本人比较开明外，主要是共产党的政策发挥了威力。因为我们实事求是地认真执行党的“五四指示”，没有搞极端，没有过分地伤害他，撤城时又及时讲明了形势和政策。使党的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。